假如你晓得你跟某人产生经济关联的时候
| 时光:2009年11月21日;地点:北京;主办:传知行社会经济研讨所 主持人:郭宇宽;对话嘉宾:蒋洪、吴君亮、李炜光、岑科 主持人: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论坛的嘉宾: 蒋洪老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10年上海市人大代表,长期从事公共财政研究,主持《2009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研究. 李炜光老师,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财税法研究会理事等;中国减税呼声的重要倡导者. 吴君亮先生,有名公共预算观察自愿者,中国预算网开办人,中国首位获知政府部门预算草案的公民行动者,广州市财政局公布政府部门预算的重要的民间推动者. 他们都是有名誉、有义务感的人,但是他们为了这个事都是怀着意愿精力远道而来.我们先给他们一点掌声.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这本书《追问"阳光财政"》的主编岑科,他为这个事付出了很多血汗,首先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情况. 岑科:感激今天到场的各位友人和几位重要嘉宾.这本书大家已经拿得手上了,我作为这个书的主编,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我们冀望通过这本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这本书是传知行研究所下面的一个课题,从07年开始,已经做了三年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课题呢?传知行自身的定位是做社会轨制转型的研究.从中国这么一个传统社会转型到一个宪政国家的过程里,我们认为税是一个非常中心的环节.因为税一方面是涉及到每个人的亲身利益,每个人腰包里的钱;另一方面涉及到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历史演化来说,税可能是皇权社会下类似维护费这样的东西,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里面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mm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这个书里面提倡的是:税是公众对政府的公共服务的一种报酬的给予.从这个角度来说,税在古代社会里面,应该是一个非强迫性的、由全部公民来决定它的征收和使用的事务范围.中国目前的现状很不尽人意,比如说中国调税的时候往往是政府一个通知、一个命令,就可以把这个税定下来.好象大家司空见惯了,我们认为是很不畸形的. 从纳税人的权利来讲,我们不能决定税的征收和它的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纳税人的知情权,在中国落实得很不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今年的税权手册主题定为"阳光财政"的原因.简直所有的发达国家,政府花钱的预算都是向全社会公开的,在议会或者政府的网站以及很多宣布渠道,都很容易查到政府预算的具体资料.但是在我们国家非常难.我们为什么请来吴君亮先生?他去年拿到深圳市的政府部门预算,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一次举措;今年又在他们的推动下,广州市财政局又公布了114个政府部门的预算,这都是非常难题和了不起的. 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就是在某一个城市做到了这些,到了省、财政部的级别,这些都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做了信息公开方面的申请.我们给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颁布国家的财政预算.财政部也非常客气,现在的政府官员的素质也提高了,也会给你打电话,也给你回复.但是最后给你回复的结果是你申请的资料是国家机密,所以不予供给.由此看出我们当前中国纳税人的知情权缺失的状况.我们知道河南有一个公民申请公开预算,最后是以间谍的嫌疑被查处,几乎让人不敢相信. 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遍及税的知识和常识,它的很多理念架构和去年是一样的,但是数据、案例是更新过的.我们做这个书也是为了记载中国纳税人在争夺权利的进程中所做的尽力,包含里面案例援用了对于吴君亮先生的很多报道,也引用了蒋洪传授他们所做的关于政府财政透明度方面的研究结果. 今天请来这几位嘉宾,非常荣幸,他们本来是我们书里面所说的英勇的、有责任心的公民行动者,来到现场是对我们这本书很大的支持.另外,我也想坦率的说,因为时间和人力、程度的制约,我们这本书还有很多不足和毛病,所以生机请税收财政方面的专家过来,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更深刻的分析,给我们提出改良意见.也更愿望,有这么多朋友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可以进一步向全社会提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税收是社会转型的一个核心环节,而关注税收的第一步就是要公开.税收和预算的信息不公开,其他诸如税制改进、纳税人的权利等等都谈不上.有了公开,先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各行各业的公民、学者、媒体朋友一起来关注他,研究它,提出改进的倡议,然后一点一滴推进我们国家在税收和社会转型上的进步. 最后我想引用这本书的序言的一句话来表白我的欲望: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普及税收原理和常识,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加大"阳光财政"的呼声,促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早日到来.如果您认同这个目标,请从浏览和转载这本公民税权手册开始.谢谢大家! 主持人:这本书叫《追问"阳光财政"》.下面请吴君亮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经验,是什么因素刺激了您的神经,1.95皓月合击,使您要"追着问"? 吴君亮:我首先感谢岑科和传知行研究所邀请我来北京参加这个会议.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我们天天都在和政府发生金钱关系,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知道跟不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你知道你和某人发生经济关系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要求、看法、说明就不一样.岑科这本书就是在告诉大家,你在和政府发生非常重要的金钱关系.不管你乐意与否,我们买一包盐、喝一杯茶、抽一只烟、吃一顿饭,都在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委托给政府.这个概念如果在中国深入人心的话,中国的很多政治行为、社会行动,包括个人行为,都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国家会因此更加健康,社会也会因而更加协调. 我是学政治学的.良多年以前,我就从财政政治学实践意识到,从政府花钱的角度来懂得政治跟社会发展是十分主要的.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发明中国的改革已经不什么大的起色了.许多人在提政治改革,然而改造往哪里走?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真正的功效?看不清楚.那时候,甚至再早一点,当我发现中心提出公共预算改革、税制离开的时候,我感到中国好象摸到了一点门路.从这个角度切入,对中国的行政体系改革、进步政府效力、如何最有效的应用公共资源等等,都有相称大的辅助.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预算改革怎么开端. 和大部分改革一样,预算改革也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提出来的.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从概念的提出,到"收支两条线"、名目预算的编制、项目库的树立,等等,逐渐拉开.如果花钱不做帐,比如一个家庭,有钱就花,你要叫你太太给你说清楚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她说不出来,所以必须做帐,便于管家.在05、06年的时候,我从一些有限的信息里面了解到,政府部门预算根本上在编制技巧上已经齐备了,等于有了账本.我的好奇心就更大了,想看看这个帐本.但是那个时候看不到帐本,你要去申请看,说不定就有"特务"嫌疑. 那个时候,我通过剪报和其他渠道零星收集预算方面的信息,但是要害的信息还是没有.我找不到一个政府部门的预算.06年我搞了一个平台mm中国预算网,本来想,把我能收到的关于预算的信息都挂出去,让跟我一样有兴致的人可以上去看一看.我的设计是这样的,中央一级、各个部委、每个省都作分区,好比你是山东临沂的,你了解山东临沂的情况,但可能不了解我深圳福田区的货色,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地盘里面评头论足,达到交换的目的. 08年产生了一件大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5月1号实行.看到这个条例以后,我觉得可以按规则办事了.我们就做了很多筹备,我们做好一个线路图.08年,我们在中央申请了十几个部门,也申请了三十几个地方省市区县一级的预算信息公然.很多部门都谢绝给你,演绎了有六大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岑科方才讲到的是国家秘密或国家机密.用这种方式答复我们的有三分之一以上,差未几50%.但是今年这个比例在降落,所以说国家还是在进步.今年说是机密的大概只有10%左右.大部分找一些其余理由敷衍你,或者是忽悠你. 对于回答是秘密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再去第二封信,内容是,我们认为根据什么条例,这不属于国家机密.如果你认为是属于国家机密,你要出示国家机密的相干认定的文件,授予的过程、保密局给你的批复等等.这个时候,他拿不出来东西来,第二次回答你的时候就会转变提法,说我们要跟上级部门申请,或者我们正在预备hh或者,你申请的是部门预算,他给你一个预算报告,以诸如此类的东西来推诿. 我们去年做下来还是蛮辛劳的,但是最后还是有效果的.深圳市把部分预算给我们看了.深圳市104个部门,民政局、文明局、发改委、市府办公室诸如斯类,一共104个部门都给我们看,他们去年五万多人花了169亿,绝对来讲,应当是蛮清楚的一本帐.他肯把帐本拿给你看,这就是一个无比大的先进. 去年,内陆的河南焦作也做得蛮好,包括民政部、卫生部,也给我们提供了相称完善的数据.今年我们又做了同样一次申请,广州市就把他的政府部门预算挂在了网上,不仅仅我们能看,大家都能看.与此同时,上海市还是同样用国家机密的理由来拒绝我们的申请.舆论报道这个事情以后,上海市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做了很多调整.首先,1.85星王传奇,在10月29号开记者接待会,上级廓清这个事情,说他们准备改进;在11月5号做出一个方案来,准备逐步公开上海的政府预算.他没有再把它归为国家机密的领域.看得出来上海也在往好的方面改革. 我原来设想,中国的政府部门预算应该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三五年内可以看到,现在看来,这个预期应该是能实现的. 主持人:吴君亮先生想,申请预算公开可能要三五年才干胜利,结果第二年拨云见日,我们也为这样的成就觉得非常愉快.下面请蒋洪老师.蒋老师的渠道跟我们不一样,您通过政协和学术机构,有更好的道路来关心预算,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教训和视察. 蒋洪:我关注政府预算跟我的专业有关,我在学校里面是教财政学的.我不能光讲形象的理论,你跟学生讲课,就要描写财政的现状,但是如果根据现有材料,这种描述往往停留在一个非常空泛的层面上.你说教育的钱怎么花的,基础建设的钱到底怎么花的,说不清楚.你要研究一个课题,首先要有数据,往往这个时候,我感觉老师有一点像乞丐,他到处到政府部门,靓装无英雄传奇,或者是通过一些熟人关系去找数据,所以讲课难、科研也难.这是我关注政府预算的最初念头. 后来,我在97年的时候被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每年都要审查预算,这时候那些代表们不谋而合的朝我看,他们说蒋教学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说不出比大家更多的话,由于给我的信息就是那么少.所以我请求,你要叫我发表看法,首先要把上海市财政的钱从什么处所来,用到什么地方去,底本的告知我.很多信息没有.所以,每当到了预算表决的时候,我处在一个心坎抵触的状况.上面说赞成的请举手,下面的手都举起来了,我到底举不举手呢?那种方法不容许你瞒哄自己,因为他叫三遍,赞同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弃权的请举手.那个大厅里面,开会的人大代表860人,要把手孤零零的举起来要下信心的.这十年中,我感到有提高,在最初的六七年里面,大略弃权反对票也就是一两个人.后来改革了,是按表决器了,弃权和反对的人就多起来了.我印象中最后一次是800多人里面有100多个人弃权了.我认为弃权或者是反对是有情理的.情形不明的时候,你怎么能容易表态?这可是大笔大笔的钱,都是社会大众来之不易的交给政府来治理的钱.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开始鼓起勇气举了一个弃权的票? 蒋洪:我从当人大代表的第一年就这么表态.我心里面想,我在课堂里面可以跟学生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果一到正式场所,你就缩着头颈,这不是一个先生的样子.既然我到了那个环境,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谁不要我当或者觉得我不合适,我就不当.如果给我这么一个名分,光荣的人大代表,我要实行自己的职责. 这个过程中我感觉社会是有进步的.第二届我依然是人大代表.他们还让我参加了一个相似于常设财经委的小组(那个时候财经委还没有发生),大概有十几个人.你知道人大表决的时候,先是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机构产生一个见地,然后这个意见向人大代表宣读,而后人大代表再表决.所以这个小组的表态是很重要的.我记切当时有一个领导对我说:蒋代表,你看对这个预算你是否可以做原则性赞成的表示?我说我感觉原则上我不能赞成.在那个会上,我仍然投的是弃权票. 主持人:引导要求你原则性赞成,您为什么觉得准则上不能批准呢? 蒋洪:我的理由有几点:第一,老庶民交给你的钱,你没有全体拿出来,你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一直说我们公众交到政府口袋里,他放了三个口袋:个别政府资金,英雄合击私服,也就是行政事业单位运行的资金;还有一个口袋放在社保基金里,这是另外一个口袋;第三个口袋是他用了很多公众的钱进行经营性的投资,这都是公众的钱.你现在只把其中的一个口袋的一部分亮出来了.也就是说,普通政府基金里面他只亮出了预算内的部分,预算外没有亮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你给我的信息是抽象的.假如要让你看不清晰,第一个方法是把一局部遮起来.第二个措施是让它含混化,上面盖一块塑料布,再盖一块毛玻璃,再盖一块花玻璃,你就看不明白了.这在实际中表示的是,他把估算数据笼统化,这就即是给察看的事物盖上了塑料布、毛玻璃,我说你这样笼统的数据不足以让我进行审慎的断定.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能不能多角度观察.看一个人,如果是一个扁平的照片,你对他的感觉是单一的,只有前后左右都看看,能力正确评判这个人的状况.所以有第三点,现在政府给我们的预算信息是扁平化的.他只给你流量信息,收进来多少,支出多少,但是资产负债方面的财务报告,无论哪个口袋都没有公布.还有很多具体化信息,比如说你考核一个学校,花这点钱是不是适合,你需要知道这个学校到底有多少教师,他到底培育多少学生,他的建造面积是多少,每一年的业务量大抵是多少hh这些基本统计数据,英雄合击传奇私服,以前在预算过程中有一个专门的报表,传奇变态私服发布网,现在都没有. 基于这三项理由,我说我不能等闲表现赞成.可能是因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不是上海能够明白回答或者予以解决的,07年以后我就没有再当上海市人大代表,他们推举我做全国政协委员. 08年我第一次加入全国政协.它有一个很好的程序,叫做大会发言,分为书面发言和口头发言.口头发言象征着你可以站在国民大会堂的讲台上对两千多个政协委员谈你的见解.因为在上海的阅历,对透明度问题一直是耿耿于怀,我想必定要捉住这个机遇来呐喊一下阳光财政.我立刻写了一个大会发言稿.依据会议的要求,语言要活泼,要言之有物,还起了一个比较"雷人"一点的名字《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也白了》.很合乎实际,从我在人代会上面提出来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从前了,我头发真的白了.我原来还遮遮蔽掩的,还染染发,想让自己看得年青一点,这下不必了.但是08年的时候,他们看了发言稿当前说,你这个资料作为书面发言,没有让我去参加口头发言.09年的时候,开会之前,大会准备会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蒋洪委员,我们细心看了你去年的发言稿,感觉写得不错,我们想作为今年大会发言的侯选计划.我知道这很不轻易,也没抱太大的盼望,因为我的要求跟事实比起来仍是比较高的,仿盛大传奇,而且我用的措辞也是比较剧烈的(或者说批驳的含意比拟重).大会是三月份开,2月10号的时候我把稿子交给他,并且在里面加进我们上海财至公共政策研究核心调研的数据.3月5号,3月6号,我参加会议,始终没有新闻,到了3月7号才告诉我,3月9号作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后来,很幸运,在这个会上,把我们上海财大的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讲演的成果在会上做了呈文.结果各位已经晓得了,总体我们国度的财政透明度情况很不幻想.用我们的评分尺度,如果是一百分的话,总体均匀分或许是22点多少.所以我们以为,政府财政透明度很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 主持人:蒋委员把我们的心声带到了全国政协的会堂.李炜光老师是税制研究的专家,两年来给予这本手册很多支撑.当初请李老师给我们先容一下你的感触. 李炜光:这个手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个词:公民、税权、手册.公民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已经不生疏,大家都在用,但是当它跟税收联合在一块的时候,会使税收发生什么样的变更?这不是人人都清楚的.还有税权,在我们的媒体中,你要说税收大家都清楚,但是说税权,作为纳税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权利有多少条,怎么样来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这就很陌生了.手册的意思,我想它有指引的作用,如果你不清楚我告诉你.我想这也是传知行研究所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它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 我感觉他们的手册越做越好,网上转载很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这些人都很年轻,但是他们比我们学术界的教授们做得还要好.他们出第一本的时候,我想不到有第二本;出了第二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事情保持不下去了.但现在已经是第三本.很多人爱好谈民主,但真正的民主不是光喊口号,而是要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的纳税人权爽利实了,政府预算真正做到透明公开了,中国就就是一步一步的向民主进步. 这一年,我们国家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确切有了一些进步.比方,吴君亮先生申请预算公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州市政府已经初步公开了他的预算,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美,但是作为政府来说,这是第一次,已经很难得了.另外,现在网上探讨时常涉及到税收,人们对税收抵牾情感比较大.甚至于一些官员把它看作一种异象,采用封杀的举动,把一些敏感的词都掩蔽了.实在这是长期被压制的公民的税权意识被唤醒以后的必定现象.只管大家谈话不都那么感性、客观,[m]相识是最宝贵的缘分,可是整体来说,我看好它的正面效应,它使得以后政府出台税收政策的时候必需胆大妄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征税人权力意识被唤醒,预示着这个国家在民主进程中取得了本质性的进步. 在历史上,一些大的社会进步的关节点、转折点常常和税收有关联,美国的独破战斗、英国光彩革命都是这样.税收也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民族宪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传知行做的这个手册未来会写在历史上的,写成重重的一笔. 听众:我的第一个问题,想问蒋老师,吴先生说他预计有一些部门的财政会公开,可能会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这可能现在已经实现了,刚才您说您的研究结果,现在政府财政的透明度的分数只在二十二点几分.您守旧估计,中央政府达到六非常需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请问李老师,如何评估过去一年的税收状况? 蒋洪:这是一个好问题.有很多人问我,你说要财政透明,要透明到什么程度你才满足?我说要政府那些不该花的钱能够事先、事中被禁止掉,剔除去,这是我的目的.透明不是为透明而透明,透明是为了让政府的钱花得契合公家的利益.如果依照这个目标,三五年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难度.三五年能够达到广州市的程度,就很不错了.广州市的财政公开程度是否到达了我所假想的目标,换句话说,不该花的钱能不能有效禁止住?目前看来还不行.网民说了,公款吃喝、公款游览的钱怎么看不出来?公款用车、形象工程,现在在广州市的报表中还看不出来.所以,我估量不那么乐观.至于详细要花多少时间走到那一步?这个问题我要反诘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决心有多大,我们是否把目标付诸于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敢走,那道路漫漫,遥遥无期,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信任会比较快. 李炜光:我的领会,中国在税收问题上是这么一个态势,学术界落伍于民间,中央落后于地方.地方搞国民参加预算,在福建也有;在广东他们搞预算公开,固然搞的水平不一样,但是都在做,阐明地方官员出于各种目标,也是跟大众贴得最近,有一些事件他知道该怎么做.现在的官员应该也是接收过大学教导的,他的常识应该是不缺的,缺的可能是勇气或者是抵御体制的决心.我们应该给他们这样的决心. 税收状况,过去一年让人扫兴的在上而不在下.四万亿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决议,没有看到人大的声音,他基本上是在旁边看.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讨论,或者是没有经由严厉的法定程序,其他的事情可能就更不值得去讨论.另外,今年特大规模的庆典运动是不是太多了?很多活动一花就是几百亿、上千亿,1.95金牛合击发布网,或者是数千亿的规模,可以建多少学校?可以使小学的校舍加固多少间?赶上大风雪不至于塌了把孩子压逝世.还可以解决多少农夫工的工资拖欠和生涯待遇问题?可以解决多少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面临的是调配问题,谁来决定分配的抉择和构造.不解决政府和民间的权利边界问题,哪些是市场的地盘、哪些是公权的地盘分不清,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隐患.最近证明这个担忧不是虚的,大范围的国进民退的事情正在发生.尽管很多人否定这是国进民退,说是暂时发生的事情,但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最近山西的煤矿就出了很多这样的问题,两千多家的企业最后要并成一百多家,很多民间的资金都被折在里面. 还有税收超增长.这一年经济很危险,采取了这么密集的宏观政策来救局.但是政府的财政只艰苦了四个月,一到四月份是降低的,从蒲月份就开始转好了.到八玄月份,财政收入都增长30%以上,已经回到了经济繁华年间的增长程度,而且后面的记载确定也错不了.转好的很大一个起因长短税收入,这九个月算下来增长30%多.这样一个数据告诉我们,政府在收入方面,不止是税收,包括税外的收入上缺乏限度、缺少制约. 不论经济呈现多大的危机,财政不能亏、政府不能亏,那亏的是谁?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占整个企业的数字是90%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税收从哪来?就是从民间硬挤出来的.经济增加率下来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状态不好,就业也异常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财政收入却往上涨.这不是一个好景象.所以我想传知行做的这个事情,不仅是我们说的越来越必要了,而是越来越紧急了.如果我们不把保护民间的税权做好,如果不把政府的财政征敛的手制约的话,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听众:大部分人可能更关怀本人的好处.我想说的是五险一金,在海内企业交了大部分,这部门钱最后到了政府的手里.咱们是不是可能向企业提出,把钱都交给个人,个人可以安排的钱多了,全部内需能够扩展?这波及到个人可安排收入的问题,请蒋老师讲一下. 蒋洪:公共财政和个人财产权有这么一种关系,他那里多了,你这里就少了;你这里多了,他那里就少了,至少从静态看是这样.这二者之间总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关系.如果你给公众的钱少了,很多公共事务就无奈去办理.如果他拿的太多了,我们的口袋就瘪下去了.很多家庭教育、住房都要花钱,你自己的事情就顾不外来. 如何坚持我们自己口袋的钱和放在政府那里的钱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这种决策不是个人能够进行的,必需要靠社会普遍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要参与公共的活动,也就是说介入政治活动mm所谓的政治活动也就是决定大家的事情的活动.如果有人觉得我们现在交的钱太多,我们应该让口袋里的钱更多一些,我要问,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还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有这个想法,大多数人是持另外一个设法,你没有话说.如果是大多数人有这个主意的话,我们就有了说话的根本.我们要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民主的程序. 这个比例毕竟如何决定?谜底两个,一个由我们大家来独特决定,另一个,由政府说了算,现在真正的不合在这里.我们暂且还不说税是不是多了,暂且不说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是不是少了,我们关心的是这件事情是如何被决议的,是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说了算,还是我们大家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基本. 断定税多不多,首先要看一看,我们哪些事情需要政府去做,我们给了他多少钱,够不够他做.判定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条件,是政府把拿去的钱摊开来让大家看看,让我们算清算计帐,我们哪些事情需要你做,看看我们给你的钱够不够.如果够了,而且有过剩,我们应该提出税收应该减少,留在我们口袋里面的钱多一些.如果不够的话,大多数人都这样觉得,那就要做相反的调剂.这个问题如何判断?就须要财政的透明.这方面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路还很远,阻碍在什么地方?当然这里面有利益抵触,政府方面有这方面的阻力,他们不想把自己到底把持多少钱、怎么花钱让大家知道.但是民众非常想知道. 从法律层面来说,涉及到《预算法》和《保密法》的问题.我知道《预算法》的修订内部已经启动了,《保密法》的订正已经进入程序.当我们公民想懂得钱花到哪里去,给你最多的回答是,这是属于保密的.《保密法》是怎么划定的呢?《保密法》分了几大类,但凡公民经济中的秘密事项就是保密的.再一问什么是保密的?国家保密局认定的事项就是保密的.《保密法》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空洞的概念.详细的规定在什么地方?在《保密法》下面的很多条例,我们在考察的时候有些地方给出我们根据了,上面的条款是这样的:县和以上级的财政中长期收支规划、年度收支打算、预算的履行情况以及决算属于国家秘密;省和省以上级中长期财政收支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