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老庶民在干什么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烂景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常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认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信任,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1.85合击传奇,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腕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错误,为什么?没办法.本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应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转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联.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履行人.那个政府很惊奇,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缓和,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每天揣摩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设想他是伶牙俐齿,面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诚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据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累赘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当前,他就是天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夫,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事大了看不清,我谈话不流畅,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要害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知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许多,我放在很多处所,你们不要想应付我,因为我不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心政策那个文件.就算未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货色,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良多访谈,深入地意识到农夫的智慧和农民应用国度法律凑合不法政府的勇气.如果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整能够说你捏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扬.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倡议大家,要多利用古代科技,不必定须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最少要维护我本人,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矩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常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回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时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打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体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军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可怕活动,1.85神龙合击,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略演绎.维权运动的主要特色是有比拟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白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恼恨.骚乱和泄愤最症结的差别在于骚乱它重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明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职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动乱.
依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示为中国政治统治是同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动.我们政治学研讨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把持才能.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剖析方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无论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戴中央的决议,坚定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独特体的需要,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治理住.比方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好比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涯最懂得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所有的力气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端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立刻把你揪出来,人民战斗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论断,目前中国社会应当还是稳定的.
但我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刚性稳定是我今年发现的,借用了天然科学特别搞建造科学的一个词,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连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缭绕着一个目的,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保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需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关闭权力,不答应其余人进入,也不允许挑衅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阐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掩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不要紧,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畸形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法上访就是不稳定.实在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力,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利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仅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附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无比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危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异常重要的一个本钱,成为一个伟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捣乱了全部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遇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就义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冲撞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独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风行着这么一种达观情感?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长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宏大的社会灾害.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能力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拜访,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依照舆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意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含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赞成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由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答复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破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屋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消息宣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论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厌恶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如果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每天做梦都盼望产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庶民有接洽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邻近,接到电话很高兴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殊高兴!因为议员只有考察到这个事件,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情愿,我还要问,我说如果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未几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明,我们常常说西方的制度不合适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门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来日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非常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域,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素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兴奋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始终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外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长短法修建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恐怖,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协调,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晚上再持续,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讨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后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轨制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多少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供给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生机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友人,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苦楚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迷信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更.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高低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因为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到到法律的主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姑苏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呈现的一副"打倒无奈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起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朽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中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显明,司法由利益团体节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未几,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报告,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主意,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愿望和提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奉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局部正当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状态已经趋于崩溃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将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辈的未来!(掌声)
我一讲完这个之后,原来背着包要走了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大引导,他很愉快,把发话器抢从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刚才于老师说要我们法大的人守住底线,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我们守得住吗?我们守不住啊(笑)!他说,前两天,我们政法大学要开校庆,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到学校来.说某某老师,当初是书记管着帽子,哪个人当法院院长,哪个人当检察长仍是听党委的;市长管着票子,你的经费在市里面啊,你要盖楼,市长说不批准你拿不到这笔钱啊;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没措施,咱们不忘本没方法啊!
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心想也算了,背着包要走了.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又站起来,说于老师你评估一下刚某某院长这句话?我说这不能评价,人家请我来做演讲,还给了钱,我怎么好评价呢?(笑)
学生说不行,你还是要评价一下.我说真的让我评价,我就做个评价,我说我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著名法学家他有什么资格站到我们政法大学讲台上!什么叫"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法律人士,我们都敢提着乌纱帽来抗衡的时候,不是有办法了嘛.麻烦了,我讲完之后背着包就跑,因为不好心思.第二天网上有个帖子,叫于建嵘训斥某某某,说我骂了他一通.这个人几年都不理我,我们平时一起开会,他假装不认识我.但是现在关系好了,前不久有个土地案子,他又请我去开会.他就问我,于建嵘你给我讲心里话,我当时讲错了吗?你这个家伙比较坏,你要我的学生都去提乌纱帽,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讲错,中国的现实的确是书记、市长和政法委管着,但是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学生眼前让他们失去信仰呢!中国需要一大量信奉法律维护法律的人士,只有我们都坚守了法律这个信奉,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未来(热烈的掌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敢和你的学生说这句话呢?(热闹的掌声)
中国要改造,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设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们先不动,中央政法委不动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动它,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大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不说制衡共产党,我一说制衡你你共产党确定不高兴,我们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们拥护你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所以我最近开了几次论坛,专门请了中央党校的很多人来探讨能不能这样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写了讲演上去人家不理我,说这个还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国的问题确实也在于此.所以我反复地讲,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忆当年毛泽东时期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溃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活泼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忧心如焚地问我,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向好的方向改变?我的回答是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理性取舍!
当抵触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气力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损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形,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抉择.其一,对这种灾害性成果的担忧,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感性的让步,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收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天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摩擦能取得掌握,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范围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矛盾和政治抵触的阶层如何才干实现有利于社会构造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水平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是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固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魏汝久: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的魏汝久律师.在这个严寒的周末,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向大家表现敬意!因为加入这样的讲座,是不会给各位的律师工作带来直接的利益的.如果一位律师介入代办群体性或者敏理性的案件,这位律师反而有可能要不幸.比如我就曾经因为办理了这样的案子,被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开革了.这个律师所随后出台了一个规定:如果谁敢再办这样的案子,就解除聘请.我把这个书面规定拍成了照片,筹备将来放到"中国律师博物馆".所以,我对于那些没有来听讲的律师表示懂得!也正因为如斯,我对大家关怀我们的宪政建设、关心基自己权保障这样的标题,表示真挚的敬意!
如果我们不正视实在的社会事实,不去保卫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底线,那我们就会被人家称为只知道"捞钱"、"混迹"于律师界多少年等等的"讼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职业的未来在哪里;就不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和根本人权的保障,都来关心我们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都来参与到我们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
下面我们就和于老师互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发问任何问题.首先由我对老师的这个讲座提出三点批驳,我以为于老师有三个"重大的错误".
1、于老师犯了一个法律错误.于老师说他简直是被"双规"了一个礼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双规"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其《党章》对它的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党纪办法.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度人身自由必需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础法律来规定,但《党章》这一党的文件却凌驾于法律之上,规定党可以制约党员的人身自在.我们晓得于老师不是党员啊,你想被"双规"的资历都没有,你怎么被双规了呢?这是一个法律错误.
第二个毛病是观点错误.于老师说要保护宪法的威望,要实现宪法司法化,这是错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公然说"宪法至上"、"党的利益至上"跟"国民好处至上".然而最高法院却发了一个内部告诉,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规定法官办案不能实用宪法;也不许可法官参加宪法司法化的研究会;也不容许法官发表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宪法司法化"成了一个口号罢了.大家看这叫什么"宪法至上",这叫"牌坊至上".
第三个是政治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宪法专业委员会,动摇地团结在党中央四周;当真学习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关于"律师要讲政治"的唆使;要认真学习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律师要顾大局的讲话.这个局长的前任不是东西,这任司法局长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于老师求教,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于建嵘:汝久说我方才犯了一个法律过错,是他自身搞错了,由于那个党的划定不是法律,所以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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